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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职工讨要打工钱,扯出两桩不当得利案

2017-5-27
 

本网:蓝洋

昨日,夏先生接到代理人的通知,他申请强制执行的讨要雇工费一案已由法院受理。夏先生非常高兴,历时几年,催要的劳务工资,终于有法律在保护了。

一、案件基本情况

夏先生原是湘潭一家企业的职工,2006年下岗后,通过妹夫的介绍,在其合伙承包的工地打工,口头约定每月薪酬3000元。直至200912月,仅发给夏先生几千元雇工费,尚欠12万多元。碍于是亲妹夫夏先生每次讨要劳务费时,往往被“未结算”、“亏了”,或写一承诺与欠条而拖欠,不好意思翻脸。2014年初,夏先生再次找妹夫,妹夫却在欠条上提出要待他与其它两合伙人的纠纷处理后支付,夏先生也相信了妹夫的承诺。不久,妹夫与其它两合伙人的纠纷已通过法院判决并发生了法律效力,但并没有支付夏先生拖欠的雇工费,三合伙人也没清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夏先生于2015年提起了诉讼,要求三合伙人支付拖欠的劳务雇工费。

夏先生原没想到,他妹夫负责的工地施工项目,是妹夫三人合伙的,后来通过妹夫与其他两合伙人的诉讼才得知,妹夫不认可他们两人为合伙人,对两合伙人分别擅自在工程款中拿走10万元提起了不当得利的诉讼,妹夫的主张没成立,被法院驳回了诉讼,并被法院认定为合伙关系。无奈,夏先生只好诉诸法律,将三个合伙人告上法庭。

在庭上,妹夫始终认为自己是老板,不认可与其他两人的合伙关系,而其他两合伙人则认为他们不是适格主体,认为是劳动关系,法院无权管辖;认为夏先生是与原告串通。因三合伙人缺乏证据:其妹夫的主张已由自己提起的两个不当得利案被判决固定败诉,三人是合伙关系。其它两合伙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夏先生没有在合伙工程项目打工,没有证据证明已给了夏先生的劳务费;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夏先生与妹夫串通,所以,一、二审法院均没采纳三合伙人的主张,判决三被告负责承担夏先生的劳务费。

二、夏先生的起诉状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支付所欠原告劳动报酬120500元,利息28680元;

2、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原告20067月起,经被告1雇请,在被告1-3合伙承包的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安装施工项目(以下简称“学院项目”)中打工,口头约定每月薪酬3000元。直至200912月,被告1仅发给原告5500元雇工费,尚欠120500元。碍于被告1是原告亲妹夫,又是他介绍,说是他负责。所以,原告每次提出支付报酬时,往往被“未结算”、“亏了”或写一承诺与欠条而拖欠。2014年初,原告再次找到被告1,被告1却在欠条上提出要待他与被告2-3的纠纷处理后支付。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原因是被告内部行为,不是拒绝支付原告薪酬的理由。

被告2-3与被告1承包“学院项目”的关系已由xxx中级人民法院第xxx号《民事判决书》及xxxxx区人民法院(2013)第xxx号和xxx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合伙关系,且被告2-3均承认。依据《民法通则》第34条第2款、第35条第2款规定,被告2-3应与被告1共同清偿原告的雇工费,承担利息及其它费用。

原告因家庭发生变故等原因,于2015323日起诉后未及时出庭而被按撤诉处理,现依据《民诉法》规定,特重新诉讼至你院,请依法判决。

三、被告的应对措施

被告1认为自己是老板,工程亏了,又由被告23各自拿走10万元,已没有钱支付;

被告23提出主体不适格,要求追加被告;是劳动关系,法院无权管辖;提出系原告与被告1串通。

四、一审认定与判决

一审认为三被告系合伙关系,在承包期间没有对雇请员工的职工进行书面及口头约定,视为三合伙人均有权雇请员工,全体合伙人应当对雇请员工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对被告23辩称,所有对外聘请的员工均需三人一致同意方可进场提供劳务;对工资欠条不知情的主张不予采纳。并依据《民法通则》第35条第二款、《民事诉讼法》第64条判决三被告支付夏先生120500元,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

五、上诉与答辩

一审被告23提起上诉,上诉理由:1、原审遗落诉讼主体;2

原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夏先生答辩如下:

1、一审判决并未遗漏主体

答辩人没有将x公司等施工单位作为主体是因为法院三份判决已认定被答辩人与一审被告1为合伙关系,不是内部承包关系,且三份判决涉及的施工单位不止x公司,还有县x公司等其它主体。被答辩人2申请追加x公司为主体,称自己不适格,既不符合被答辩人在法院三份判决中陈述的事实,又未能反映本案实情,一审法院不追加,一方面符合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法院也不可能自相矛盾地去追加。

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凿

1)答辩人被雇佣的时间有一起工作的证人在一审当庭陈述他在20067月至2009年的工作都是答辩人受一审被告委托通知他的。证人的证词与一审被告的欠条,上诉人在三份判决中的陈述及判决已查明的事实(见xxx人民法院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13行),与答辩人诉讼事实及主张相吻合,并再次印证。一审被告也当庭承认答辩人的诉讼事实、工作内容、工作时间与欠劳动报酬120500元属实,被答辩人并无证据证明答辩人不是工作至2009年底。被答辩人既然一次性能拿走10万元的工资与利润,就应该能拿出合伙结算,包括雇佣人员、考勤在时间上的证据来推翻答辩人的主张。

被上诉人是一审被告单独聘请,未经上诉人,欠薪时间由一审被告证明符合常理,且法律及合伙人并无规定,欠薪时间应有其它证据。法院认可合伙人欠薪时间,并无不妥。如一审被告的欠薪时间证明有误,上诉人应举证证明,未有证据证明,法院判决没有错误。

2)薪酬标准每月3000元是一审被告聘请时的承诺,又有在一起工作的证人证明,并不是被答辩人所说的孤证。被答辩人既然一次性能拿走10万元的工资与利润,就应该能拿出合伙结算,包括雇佣人员、考勤在薪酬标准上的证据来推翻答辩人的主张。被答辩人未有证据,一审判决很严谨,依据了事实及证据。

3)上诉人在上诉理由第二条第3项中指控一审法院关于三人主管范围属于主观臆断,但法院所引用的话全部是上诉人的自己在法庭上讲的话(xxx人民法院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第9-10行),并不是法院主管臆断。

3、被答辩人指责答辩人为“串通”、“虚拟”、“欺诈”既不符合事实,又自相矛盾。

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被答辩人2记录的《安装考勤表》及工资发放情况(见判决书第3页证据五),该证据为被答辩人2亲笔所写,内容就有被答辩人记录答辩人出勤及工资发放情况。证据七为答辩人的部份工作内容。同时,证人的证言印证了答辩人的诉讼事实及三合伙人欠劳务报酬。铁的事实,被答辩人并无反驳证据证明答辩人没有做这些工作,没有从20067月一直做到2009年底,哪怕是一天不实的证据都没有。因此,指责答辩人“串通”、“虚拟”、“欺诈”系诽谤、诬陷。

既指责为“串通”、“虚拟”、“欺诈”,又申请追加省三公司为被告,共同诉讼人,并称自己是自然人,不是主体,显然是自相矛盾,是心虚与推卸责任。

其二、一审被告当庭承认自己为老板,老板聘请亲戚为雇员、决定雇员的薪酬并不违法。

一审被告聘请答辩人及开出的薪酬标准是否越权,是否需经被答辩人同意,那是三合伙人的内部问题,对外,依法应由三合伙人负责。除非被答辩人有证据证明三合伙人已从合伙财产中全部支付了答辩人的劳务报酬,否则,指责答辩人“串通”、“虚拟”、“欺诈”为诽谤、诬陷,答辩人将保留追究被答辩人侵犯名誉权的法律责任。

六、二审认为与判决

二审对两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串通虚构事实的理由不予采纳;确认被上诉人为三合伙人务工的事实存在,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点评:

 

该案是因追讨劳务报酬扯出两宗不当得利案的。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1、打官司是要证据的,而且要搞清楚其中的法律关系;2、没有不当得利案,不会有复杂的主体关系与争议。

第一、夏先生的诉求之所以得到法律认可,主要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证据系统中有书面证据、有证人证词、有自己所诉时间、地点工作的证据,也有被告12留下的书面证据证实,有现场目击证人的证人证言,特别是有不当得利案生效判决书证实。其证据可谓是互相印证、互相链接夏先生的诉求、印证夏先生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胜诉是符合事实与法理的。

第二、夏先生原本以为是为妹夫做事,而妹夫也始终认为自己是老板,认为被告23各自拿走的10万元为不当得利。所以,才引起本案主体复杂、多元。夏先生诉讼的主体因法院判决不当得利案固定为合伙三个人;被告23在本案中申请了追加共同被告,一审法院裁定后,还坚持称遗落了主体;被告1的陈述,还有其他主体提供施工项目,加上不当得利案涉及的主体则更多了。法院之所以没有采纳被告23在主体上的诉求,完全是依法考量,是不当得利案判决的结果。

第三、被告1在不当得利案、在本案均败诉,其原因是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23在不当得利案中胜诉,且各自拿走10万元,是因为和被告1有合伙关系。

 

            湖南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副会长

            湘潭仲裁委总商会仲裁调解中心常务副主任  肖汉泉

                 201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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